我笑了出来，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这个朋友是有信仰的。我说：“你对圣经又知道多少？”他没有马上回答我。后来他才说，他的妈妈是个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从妈妈那里学到了一些跟圣经有关的事。我非常好奇，就催促他再说多一点。

我们一直聊到深夜。朋友告诉我，圣经说统治这个世界的是撒但。（约翰福音14:30）你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观点，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。我一直听说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仁爱公正的上帝统治的，但这个说法跟我看到的现实情况有很大出入。虽然我才26岁，但我已经看到很多令我不安的事。

我的爸爸曾经是美国空军的一名飞行员，所以我小时候就清楚知道核战一触即发，因为军方随时准备好要发射核弹。我在加州上大学时，越南战争的阴影笼罩了我的整个大学岁月。我加入学生的抗议活动。警察拿着棍棒在街上追着我们，我们也被催泪弹呛得睁不开眼睛。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，充满了叛逆的精神。政治人物遭到暗杀，很多人也参与暴乱和抗议活动。各种观点和主张满天飞，令人不知道该相信什么。

1970年，我在阿拉斯加的北海岸找到一份工作，赚了很多钱。之后，我飞到伦敦，在那里买了一辆电单车，然后漫无目的地一路往南骑。几个月后，我到了非洲。我沿途遇到很多跟我一样向往自由的人，他们都想逃离现实的困境，摆脱生活的束缚。

由于这些所见所闻，我觉得圣经说的很合理 ，这个世界应该是由一个邪恶的灵体操控的。那么，上帝又在做什么呢？我很想知道。

几个月后，我找到了答案。后来，我还认识了很多忠于上帝的人，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显出信心，我非常爱他们。

回到伦敦以后，我联系朋友的妈妈，她给我一本圣经。后来，我去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有一次我在街灯下读圣经，恰好被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看见。后来，他就帮助我学习圣经。接下来我又去了爱尔兰的都柏林，并且找到耶和华见证人的分部办事处。我敲了敲门，有人开门让我进去。我在那里认识了亚瑟·马修斯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又经验丰富的弟兄。我说我很希望学习圣经，他就答应教我。

我学得很投入，如饥似渴地阅读耶和华见证人出版的书刊。当然，我也看圣经。当时我真的有如获至宝的感觉！在会众的聚会里，我看到就连小孩子也能回答“为什么世上有邪恶的事？”“上帝是谁？”“人死了会怎样？”这些问题，而这一类问题是饱学之士自古以来都百思不得其解的。当时我只跟耶和华见证人来往，这样做并不难，因为在这个国家我根本不认识其他人。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，我越来越爱耶和华，也很渴望按照他的旨意去做。

1972年，我受了浸。一年后，我开始做先驱，并且加入北爱尔兰纽里一群人数不多的会众。我在山坡上租了一间小石屋，附近没什么人，但有一些牛。我会对着它们练习演讲，它们一边吃草一边听，好像听得很认真的样子。虽然它们不能给我任何建议，但有它们在，我就可以练习跟听众保持目光接触。1974年，我受委任做特别先驱。我的先驱同伴是奈杰尔·皮特弟兄，后来我们成为了一辈子的好朋友。

当时，北爱尔兰有很多暴力冲突事件。有些人把北爱尔兰称作“炸弹与子弹的国度”，这个说法非常贴切，因为街头殴斗、枪击和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已经是家常便饭。虽然当地有 很多冲突，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纠缠不清，但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都知道耶和华见证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。所以我们传道时没有受到阻挠，也不用太担心自己的安全。当地人通常知道在什么地点、什么时间会有冲突发生，因此他们也会警告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能避开危险。

不过，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惊险的情况。有一天，我跟另一个先驱丹尼斯·卡里根弟兄一起在附近的小镇传道。当地没有耶和华见证人，我们之前也只去过那里一次。在一家餐馆里，有一个女人指控我们是乔装成平民的英国士兵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尔兰口音。我们听她这么说就吓坏了，因为一个人只是对英国士兵稍微好一点，都可能会被人用枪打穿膝盖，甚至被枪杀。我们离开了那里，在寒风中等巴士。这时，我们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那家餐馆前面。那个指控我们的女人走了出来，跟车上的两个男人说话，还很激动地指着我们。那两个男人慢慢地把车开到我们面前，然后问了我们几个跟巴士班次有关的问题。巴士来了以后，他们跟司机说话，但我们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。车上没有其他乘客，所以我们觉得，他们肯定是想等我们离开小镇之后再对我们下手。但结果出乎意料，我们居然可以安全地下车。在下车时我们问司机：“刚才那两个人是不是向你打听我们是谁？”司机回答：“我知道你们是谁，我也告诉他们了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，你们很安全。”

1976年，我在都柏林举行的区域大会认识了保利娜·洛马克斯，这个可爱的姊妹是在英格兰服务的特别先驱，既忠贞又谦卑。她和弟弟阿雷从小就认识真理。一年后，我和保利娜结婚了。我们继续做特别先驱，在北爱尔兰的巴利米纳服务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在贝尔法斯特、伦敦德里和其他一些危险的地区从事分区探访工作。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对耶和华有信心，就抛开自己多年来坚信的宗教观念，也放下仇恨和偏见，这令我们很感动。我们看见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也保护了他们。

我在爱尔兰住了十年。1981年，我和妻子受到邀请去参加第72届基列学校。毕业之后，我们被派去西非的塞拉利昂。

我们跟11个很好的弟兄姊妹一起住在特派传道员之家。我们共用一个厨房、三个厕所、两间淋浴室、一部电话、一台洗衣机和一台干衣机。那里常常会突然停电。屋顶上有老鼠在乱窜，地下室会有眼镜蛇爬进来。

虽然那里的居住条件不是很好，但我们从传道工作中得到很多喜乐。那里的人很尊重圣经，也很乐意听。许多人都学习圣经，并且接受真理。当地人叫我“罗拔先生”，叫保利娜“罗拔 太太”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在分部的工作越来越多，出去传道的时间减少了，人们就开始叫保利娜做“保利娜太太”，我则变成了“保利娜先生”。保利娜挺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们。

那里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穷，但耶和华一直照顾他们的需要，有时甚至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这样做。（马太福音6:33）我记得一个姊妹的经历。她手上的钱只够给她和孩子买当天的食物，但有个弟兄得了疟疾，没有足够的钱买药，她就把自己的钱全都给了这个弟兄。就在当天，有个女人突然来找这个姊妹，付钱请她设计发型。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。

我们在塞拉利昂服务了九年之后，被调到尼日利亚的伯特利。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分部办事处，我还是做办公室的工作，跟之前差不多。但对保利娜来说，这个改变很大，不容易适应。以前，她每个月花130个小时传道，而且有进步非常好的圣经学生。但她现在被派到缝纫室工作，每天都在修补衣服。她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这个改变。后来，她发现弟兄姊妹都非常感谢她为大家服务。此外，她也付出努力，找机会去鼓励其他伯特利成员。

尼日利亚的文化对我们来说很陌生，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。有一次，一个弟兄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介绍一个刚来到伯特利服务的姊妹给我认识。我正准备跟她握手时，她却跪下来向我下拜。我惊呆了！我脑海中闪过使徒行传10:25,26和启示录19:10的经文，心想：“我应该阻止她吗？”同时我又想到，她是伯特利成员，应该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。

我很尴尬，接下来的对话我只是回应了几句。后来，我做了些研究，发现姊妹的做法是当地的一种传统习俗，那时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还有很多人会这样做。除了女子之外，男子也会跪下来向人下拜。这是他们表达尊重的一种方式，而不是崇拜。其实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 。（撒母耳记上24:8）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无知就说出令姊妹感到难堪的话。

我们在尼日利亚认识了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多年来一直对耶和华有坚定的信心。有一个弟兄叫以赛亚·亚达邦那 a，他年轻时就认识真理。后来他被诊断出患了麻风病，就被送到一个专门收容麻风病人的地方。他是那里唯一的耶和华见证人。虽然遇到很多反对，但他帮助了30多个麻风病人接受真理，还在那里建立了一群会众。

1996年，我们被派到肯尼亚分部。我一开始说过，我曾经去过肯尼亚。时隔多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回到这里。我们住在伯特利，那里有很多访客，其中包括长尾猴。它们会抢劫拿着水果的姊妹们。有一天，一个伯特利的姊妹出门时没有关窗户，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发现食物都被翻了出来，一群猴子正在大吃特吃。她尖叫着冲出房间，猴子们也吱吱乱叫着夺窗而逃。

我和保利娜加入了一群斯瓦希里语会众。不久后，我就被委派主持书籍研究班（现称会众研经班），但我的语言水平很低，跟婴孩差不多。我会提前做好准备，这样我就能把问题读出来。但要是弟兄姊妹的答案跟段落写的稍有不同，我就听不懂了。我真的觉得很难为情，很对不起弟兄姊妹。但他们都对我很有耐心，也谦卑地支持这个安排，这令我很感动。

我们在肯尼亚住了不到一年，就在1997年受到邀请去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伯特利。这个国家非常富裕，但在这样的环境也会有相应的问题。（箴言30:8,9）尽管如此，弟兄姊妹还是显出了坚定的信心。他们不是用自己的时间和资财来追求更多财富，而是全力支持耶和华组织的工作。

多年来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显出信心。在爱尔兰，弟兄姊妹面对动荡的局势。在非洲，弟兄姊妹面对贫穷的困境，有些人甚至被迫跟弟兄姊妹分开。在美国，弟兄姊妹面对财富的诱惑。但他们都显出坚定的信心，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表明自己深爱耶和华，这肯定令耶和华非常欣慰！

时光飞逝，日子过得“比织布的梭子还快”。（约伯记7:6）现在，我们在纽约沃威克的世界总部服务，身边都是真心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。能够继续跟这样的弟兄姊妹并肩工作，并且全力支持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，真的令我们很快乐，很满足。再过不久，所有忠信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君王耶稣的奖赏。（马太福音25:34）